一、抗战初期菏泽县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一九三六年秋，共产党员于子元受中共直南地区党组织的派遣，来鲁西南开辟工作，发展党的组织。于子元以贩卖纸墨笔砚作掩护，游乡串校，活动于安陵集一带。他先在大傅庄发展了傅秀峰和傅金灿两个贫农党员。后来在安陵集结识了小学教员程力夫，并介绍他入了党。同时在安陵集药铺发展了看眼先生龚宪亭。不久又发展了张耀汉。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苏鲁豫特委派王敬心来马岭岗一带发展党的组织。四张村的张自立、朱桥的朱广典等，在这一时期由王敬心介绍，先后入了党。一九三九年春，八路军115师344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奉中央军委的命令率部东进，挺进鲁西南，在一千王（该村当时属于菏泽县，现属定陶县。）一带驻防。这一时期，党组织迅速壮大，革命形势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极为高涨。在此大好形势下，我党在安陵集建立了中共曹（县）东（明）县委，程力夫任县委书记。同年秋，我党便以灵圣区为中心，建立了灵圣、离明、长明、青邱四区抗日联防办事处。李鸣亭任办事处主任。李觉民任灵圣区区长，杜惠田（统战人物）任长明区区长（后换万子玉），孟凡魁任离明区区长，傅理轩任青邱区区长。同时，部队抽调了一批领导干部到办事处和各区协助工作，给地方以有力的帮助和支援。四区联防建立后，积极宣传群众，激发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发动群众，筹划军需给养，抗日工作蓬勃展开。抗日力量迅速扩大。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二、 菏泽抗日县政府的建立
一九四O年，我主力部队奉命离开鲁西南，到外线作战。伪顽势力欺我根据地无主力部队，便猖獗起来。考城的保安旅马逢乐部、曹县的保安旅王子魁部、定陶的土顽势力申三瞎子和民权的土顽张胜太等，乌合起来，向我根据地展开了进攻，我百余个村庄被其占领。从此开始了鲁西南著名的固守三村斗争。
为解三村之围，翌年元月，我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派赵基梅同志率七、八两个团挺进鲁西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向王子魁部发起猛攻，敌人抵挡不住，旋即溃散。马逢乐听说王子魁部全军覆没，胆战心惊，惟恐被歼，便偷偷溜走。张胜太部受我沉重打击后，随带残部仓惶逃回民权。我部又向定陶县的申三瞎孑发起进攻，我军英勇顽强，势如破竹，一举全歼申部。到此，围困我三村的顽军被我全部击溃。三村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从而，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发展和巩固。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革命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同年三月，在安陵集建立了菏泽抗日县政府，宋励华任县长，海燕任行政科长，冯世民任民政科长，王力生任教育科长。重新开辟了长明、灵圣、青邱三个区。长明区长杜惠田、灵圣区长马次孔、青邱区长李羿。
三、开辟青邱区
青邱区以青邱寺和马岭岗为中心，南北约十五华里，东西二十多华里，辖八十多个村庄。它是鲁西南根据地与河北根据地相互联系的纽带和重要通道，也是鲁西南根据地北边的门户。地委对开辟这个区很关心，一些领导同志常来这个区指导工作。县大队常在这里活动。我主力部队十九团、二十团也时常与我区取得联系。
当时，青邱区马岭岗村设有伪据点；在青邱区的二郎庙以北，国民党专员孙秉贤、县长张志刚与我区对抗；东明县的顽杂郝子端部和汪伪孙良诚部在青邱区西北部也经常对我骚扰。在四面受敌包围中，开辟青邱区并站稳脚跟，委实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和困难。
毛主席在“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中指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开辟青邱区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英明正确的。
一九四一年秋季的一天，国民党张志刚部一个营进驻我青邱区南部王善庄、张楼一带，抢夺群众的财物和粮食。我带领区部立即阻止敌人的进犯。但因我们人少，寡不敌众，只好暂时撤出战斗，住进郭寨。而后，我们一方面监视敌人，一方面和我独立团取得联系。独立团政委陈耀先同志接讯后指示我们说:“要牵制敌人，我即派部队增援。”于是，我区部和敌人展开了麻雀战。我们在敌人的西边打几枪。再转到敌人的南面打几枪。迷惑敌人，扰乱敌人。第二天拂晓，陈政委率领部队向敌人发起攻击，仅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消灭敌人一个排，缴获步枪三十多支，战马三匹，这是与张志刚的第一次较量。一九四二年麦季的一天，张志刚又用一个营的兵力进犯我青邱区西部之通古集、前后刘庄一带，抢粮抓人。我把此情況马上报告了主力部队二十团。团长詹士山同志随即派一个侦察排，对前刘庄之敌进行了侦察。第二天早晨，即布置战斗任务，对前刘庄之敌发起攻击。歼敌一部分，余部溃散。这两次战斗，敌人都是由侵犯我区开始，损兵折将告终。从此，他们再不敢轻易对我青邱区进犯，我区的斗争形势得到了稳定和发展。
四、 灵活机动的游击战
一九四二年，日寇大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办法加紧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他们在敌占区，主要搞“清乡”，强化治安；在游击区，边沿地带挖封锁沟修碉堡，安据点，防止我军深入活动；在我根据地，他们集中强大兵力，进行“纵深扫荡”。敌人的疯狂扫荡，迫使我鲁西南根据地进入了抗日战争的更加艰苦的阶段。当时，日、伪军在我县南部，东起河南王、西至马岭岗，挖了一条长达二十华里的封锁沟，沿沟修筑了十几个碉堡妄图凭借这些军事工事催毁我根据地。
针对新的斗争形势，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提出坚持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的斗争方针。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我们和敌人展开了交通破击战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
交通破击战，就是发动群众，破坏道路，改变地形，使敌人的长处变成敌人的短处，使我们的短处变成我们的长处，化被动为主动，一切有利于我，巧妙、灵活地和敌人周旋，狠狠打击敌人对我们的封锁和“蚕食”。
当敌人对我进行“铁壁合围”和“篦梳扫荡”时，我们化整为零；有时隐伏于群众之中；有时从敌人的梳篦空隙中钻到敌人背后，在敌人的后方打击敌人，使其顾此失彼，不敢轻易出来扫荡。
这期间，我们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还搞了民兵联防。马岭岗西南朱桥、吴桥一带和马岭岗以西黄庙一带都有我们的联防组织。有的联防线离敌人的据点只有一、二里路，敌人一有动静，我们就能马上知道，牢牢掌握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对敌斗争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巧妙地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有力地打击敌人，终于粉碎了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巩固发展了根据地，并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扩大了民兵组织，壮大了武装力量，为我之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五、 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一九四二年，我们这里夏秋无雨，遇到了特大干旱，农业歉收。再加上日寇对根据地的“蚕食”、“扫荡”和国民党的抢夺压榨，广大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到一九四三年春，青黄不接，人民群众在天灾人祸造成的极端困难中挣扎。
为了解救根据地农民，解除群众的疾苦，调动农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巩固统一战线，我们坚决贯彻了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四三年春，我们首先发动了贫苦农民向地主借粮运动，把借来的粮食做为救济粮发放给农民。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在借粮运动中，积极发动农民群众，成立了农会。麦季征收时，我们贯彻执行了党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回地等一系列政策。
减租，也叫二五增佃。就是佃户向地主交的租，百分之二十五退回佃户。增加雇农、佃户的收入。
减息，也叫还本付息。就是农民借地主的粮款利息，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超过者要退还。当时，一般的借息是百分之三十。
通过减租减息，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
合理负担，主要实行累进税；规定每人一亩免征田。一亩以上者，按累进税率向国家交纳土地税。按照累进税规定，占有土地越多者，税率越高，交税越多。这就是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叫合理负担政策。
回地，贫苦农民因灾荒廉价出卖的土地，我们发动群众，向地主还本付息（低息），把土地赎回。这一政策的实行，土地开始向农民手中转化。
总之，这一时期，由于我们贯彻执行了党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回地等一系列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并在斗争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一些农村支部和小组。我们党在农村扎下了根，党在群众中威信更高了，力量扩大了，有了群众基础，抗日根据地也更加巩固了。
六、改造村政权
抗日战争初期，我鲁西南各村的政权基本上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为了夺回村政权，巩固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秋后，我们进行了村政权的改造工作。首先由农会带领群众开展诉苦清算，清理地主村长的帐目。开始一些地主村长轻视群众的力量，花言巧语，抵帐赖帐，企图蒙混过关。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谁好，谁坏，群众心里清楚；贪多少，占多少，群众心里有斗秤。当地主村长不认帐时，群众就拿其漏帐一项，提出责问:某年某月，摊派的什么款项，为什么没有下帐？你提一条，他提一条，都有根有据，不容否认。群众越提越多，越算越细，算得地主村长汗流浃背，威风扫地，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通过算帐，群众也被发动起来了，这时，对村长进行了重新选举。我们的党员同志和经过斗争锻炼的一部分农民积极分子，被选为村长。这样，村政权基本上被我们所掌握。
我们掌握了村政权后，积极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巩固统一战线。各村很快建立了模范班、妇救会、儿童团、青抗先等群众革命团体。群众有了自己的政权，有了自己的组织，抗日热情更为高涨。迅速掀起了保卫胜利果实，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高潮。父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四三年麦前，青邱区一次就有四十四名青年参了军，四四年麦后，青邱区区委书记、区长张自立和王登伦、柴纪修等同志带领区队的一百多名战士编入主力部队。
七、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九四三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解放区军民也加强了对敌斗争，逐步恢复和发展了敌后根据地。第二年，全国军民开始了对敌斗争的大反攻。八月，我冀鲁豫十分区部队向菏泽西南部的日寇据点展开了攻势，一举攻克了河南王、申家庄、郭楼、黄庄等七处据点。攻破敌碉堡十二座，俘敌一百一十六人，毙敌数名。马岭岗等十一处据点的敌人吓得仓皇逃回城内。一九四五年春，日寇兵力不足，后方供给困难，已感到末日来临，龟缩在城里，困兽犹斗。汉奸头子李森亭带领汉奸队，为日寇紧守四门，只在城附近村庄抢粮、骚扰。各村的恶霸地主、汉奸走狗偷偷钻进城內，忐忑不安地等待命运的安排。同年九月二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赢得了胜利。鲁西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祝酒欢庆！而在城里的汉奸、走狗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不久，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正规军。汉奸张奎生被国民党委任为山东省保安第五师师长兼菏泽城防司令。他们这些乌合之众，妄图抵抗我们对日受降，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深受其害的根据地人民对此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我军解放菏泽城消灭汉奸队，取得抗日斗争的彻底胜利。十月，我冀鲁豫军区第二、第三、第五分区主力部队，及所属部分县大队，在军区首长王秉璋、五分区政委刘星等同志的指挥下，一举攻克菏泽城，活捉敌旅长孙连科，团长田相溪、李跃东、董子祥。击毙国民党菏泽专员崔礼三，敌旅长赵兴汉、王汉山，共歼敌四千多名，缴获各种枪支五千余支，战马二百匹。至此，被日寇侵占的菏泽城获得了第一次解放。全县军民和各界人士，兴高采烈，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洋溢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