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巍巍马石山》

　　我最早听说“马石山惨案”，是五十年前在老家山东蓬莱下朱潘小学读书的时候。记得每逢清明节，老师带领我们给村里的烈士扫完墓之后，集中在学校操场上，听县参议员、当地著名民主人士李宜亭先生介绍烈士们的生平事迹。留在童年脑海里最深刻、最生动、最壮烈的，是我父亲周文彬如何与战友一起率领乡亲冲出日军重围，战死在马石山的英雄壮举。

　　1955年左右，我在蓬莱一中上学时，偶读作家峻青的小说《黎明河边》，其中一篇“马石山上”与我此前听到的“马石山惨案”的基本情节大体一致，虽然不是写我父亲个人，是写一个英雄群体，但我仍然觉得十分亲切。胶东军民可歌可泣、惨烈悲壮的抗战壮举，在我心中引起了极大震撼，并为我的父亲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伟大斗争中奋勇献身而感到无尚光荣与骄傲。我暗下决心：努力学习，继承父辈遗志，报效国家，奉献人民。这也成为我此后参军、上大学、在部队工作四十年的强大精神动力。

　　2000年9月，熟悉我家庭背景的一位在福州的亲戚来电推荐一篇题为“青山碧血祭忠魂”的文章，刊登在当年1月22日《解放军报》第七版上。我怀着难以平复的心情，一口气读了三遍，其中有两处提到我父亲周文彬。

　　这是我迄今见到的最详尽的关于我父亲在马石山突围战中的文字记述，也使我最终得知父亲牺牲的确切日子。

　　刚跨进新世纪，我与该文作者、石家庄陆军参谋学院干休所的丛笑难同志通了电话，得知他年近八旬，双目几近失明，仍在关心胶东抗战特别是马石山突围战的史料的搜集，使我深受感动。他要我写点东西，以资纪念，我别无选择，慨然应允。

　　父亲牺牲时，我刚满三岁，脑子里几乎没有一点印痕。后来知道一点，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由家人和亲友告诉我的。

　　父亲1918年农历正月初五生于山东省蓬莱县下朱潘村，原名李发萃，参加革命后改名周文彬，随祖母姓。小学分别在蓬莱老家和丹东上的，中学就读于烟台益文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弃学在村里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次年参加抗日先锋队和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胶东抗大、第五支队、胶东军区第16团学习、工作和战斗，1942年11月24日牺牲于马石山突围战，时任第16团作战参谋。

　　听祖母说，父亲身高体壮，爱看书，学业优异，会打篮球，孝敬父母，爱护弟妹，无论在村里还是在学校人缘很好，不管是长辈还是晚辈都乐于与他亲近唠叨。父亲特别喜欢与村里有文化的进步青年一块谈论抗日救国的事情，为此他经常整夜不回家。有一次夜里胡同大铁门关了，他爬门进家衣服都被撕破了。后来，这批青年大都先后参加了革命。

　　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要离家投身革命时，祖母当时不很愿意，劝父亲老老实实在家做事，不要出去瞎折腾。父亲动情地说：国都快亡了，没有国，哪有家！父亲心中的国与家就是这样分明，先国后家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最高思想和行为准则，也是我们今人应该继承和弘扬的。父亲走后，回来过几次，都是在夜深人静偷偷进村，第二天天不亮悄然离去。表姑幽默地说：你父亲参加革命，身无分文，除挎着一支手枪外，身上最多的是虱子。

　　父亲深知忠孝不能两全，残酷的战争随时可能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特嘱托到部队驻地看望他的叔叔：要好好孝敬父母，照看好他的儿子。

　　父亲牺牲后，家里人很长时间不知道，照常为他过生日。后来地下党组织通知了我们家，祖母悲痛欲绝，一夜之间头发全白，村里人称他“白发老太”。其实她当时还不足50岁。我们全家在极度悲痛中渡过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母亲得知父亲牺牲后，承受着巨大的心灵创伤，强忍悲痛，除挑起家务重担外，毅然加入了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参加了人民军队。

　　从1938年到1948年的10年里，我们全家受尽了颠簸流离、东躲西藏、担惊受怕之苦。特别是抗战后期，日寇和伪军疯狂残害抗日家属。为了安全，祖母和母亲带着我几乎躲遍了本村所有认为安全的地方，晚上母亲不敢带我在家里睡觉，经常变换借宿地点，有时还躲到邻村。平时做好干粮放在布袋里，晚上睡觉时把它与衣服用腰带捆在一起，以备紧急外逃。我参军后，受母亲之托，回老家专门看望这几位曾经关照过我们的乡亲，他们依稀记得当年的情景。

　　为了找到父亲的尸骨，叔叔冒着危险，不辞辛劳，几乎走遍了胶东的山山水水。在无果的情况下，在我家祖坟地为父亲修了一座假坟，以寄托全家的哀思。我参加工作后，不少同志劝我再到胶东特别是马石山寻找父亲的遗骨，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没有成行。现得知乳山市政府在马石山修建了烈士陵园，供人凭吊，我感到无限欣慰，英烈们的英灵可以安息了。

　　（李珉瑞撰写）